作者 | 大帅铁哥

《云水涧》

教师节到来了，在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继承了当过教师的父母的“衣钵”，享受这教师节的待遇：接受许多学生的祝福与慰问。

我是糊里糊涂地进入教师岗位的，和父辈都在教师岗位上阴差阳错地遇到许多事情。

一、一餐鹅饭被贬去当教师

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1950年代初，就已经是管理全县教师的文教科一把手。

不久有一次他被派到良垌乡征粮。一天夜里，乡长叫父亲去吃鹅饭作夜宵，父亲没问清甲乙丙丁就吃了，也没给钱。第二年，父亲就在全县大会上被以此事为由作为典型宣布开除党籍和行政领导职务了。原来一年前的那餐鹅饭，是看守征粮的民兵拿了征粮谷煮夜餐，而父亲不知就里，不给钱吃饭了。违反了党纪，应该受到批评处分，但父亲想不到其代价那么大。后来对此称为“良垌事件”，许多知情的战友们都暗里为他鸣冤，说“一顿鹅饭断送了党籍”，此事成为了故事在干部中流传着。它是当时的“杀一儆百”呢?还是本来被看起来就“不顺眼”？

“无官一生轻”之后，父亲要求到学校教书。于是被发配到乡镇中学任教。

刚好，那学校的曾校长是比他晚几年参加革命的战友，后来又在他当领导的文教科的指示下工作，就自然成为了他的“保护伞”。学校里还有几个曾经枪林弹雨的战友，被贬到他学校里，也就继续“同患难”了。他们经常来我家里，我也就认识了他们。

二、启蒙老师二十多年后的“家访　　　

1980年代是令人怀念的日子。父亲的冤屈终于得到解开。他恢复了教育领导的位子，知情的人知道他是回到原来的起点。

有一天我假期从广州回来，看到了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冯老师找上门来一是为了1957年就被“开除”出教师队伍的冤案，恢复职务的父亲对此说得上话；另外也是看望我父母，他们是老朋友，但自那以后都各自受到磨难而不便、不敢见面。

自1957年后我没见过冯老师。那一年反右使一些老师不见了。冯老师的不见，不是因为“右派”，而是“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来才听母亲说，当时在学校里，当局硬要教师加入“三青团”，不管你是否愿意。建国后被抓的一个反动教师，供词指认许多进步教师是“三青团”的骨干，使进步教师的冯被打入“历史反革命”行列了。直到二十多年后，我在一些革命前辈的回忆录中看到他们回忆道：“为了不暴露身份，允许地下党员集体加入三青团”。可是这一革命策略在人人自身难保的“红色恐怖”下不敢说也不能说，于是就有人惨中自己人的流弹而不幸受伤或死去。冯老师不是“地下党员”，但也被“集体”地“拉夫抓丁”逐涌进了“党派”行列。她当时可能是无所谓的“随大流”，却想不到也成为了年盛之时被逐出讲台而沉重背起的“历史”重负，蹒跚着走向生活的夕阳。

后来不久，我们几个同学在河堤上玩，见到冯老师挑着一担砖头走来，可能挑砖头是她们被强迫的“改造”之一。一个一向调皮的学生当其面笑话道“担担子如坐轿”。那是语文课本中王桂芹《署假回乡日记》的话：“八月十四日星期三。每天担水成了我的习惯。水缸，我总愿它满满的。我又往房上担土。初，肩压得疼痛。我就再压，后来不疼了。劳动的确很快乐。不怪大伯说：‘担担子如坐轿。’我担着土、水，也挺逍遥自在的。”王桂芹的同班同学李敏恰是毛泽东的长女。毛泽东看到了王桂芹日记并非常赞赏日记的内容，加以圈点和评阅，于是就公开了，并编入教材中。调皮学生却把冯老师在语文课上教的东西用在了那难堪的现场。冯老师平静着脸，我不敢直视老师，默默地让她挑着担子走过。

冯老师此时此刻，内心是翻江倒海还是平静如水？不得而知！历史的造化令曾经肩负“神圣”职业的冯老师落到了生活的底层，那不是当时正响亮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的落实，而是心灵的鞭笞，好像为的是“共产主义”早日建成。 

那时许多出格的事情，好像都是通向那“天堂”的梯子。狂热而无知的人们以“阶级斗争”为材料，搭建着踩着别人往上走的“天梯”。

前辈的部分遭遇我们看到了，但强忍的平静下的苦楚却体验不了。在我家里，冯老师是笑着看我的，也许是看到学生的美好出路，也看到了自己生活的曙光。我们都回避而不谈及曾经的苦难过去，生活的勇气就在“向前看”。

三、后门走不成

我师范学院毕业后，教师已被“提拔”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光荣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呀。

虽然我在中小学看到教师的遭遇，下决心以后不当教师，不像以后歌颂教师的歌曲“长大后就成了你”那样。但现在可以光荣地继承父辈的“衣钵”了！

我到广东教育学院任教时，时任教育厅长的杨子江兼任我院院长。校长培训班结束后，他才过来和校长合影留念。

合影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但他认识我父亲，我父亲是在他任阳江县委书记的时候当文教科领导的。

我在教育学院后，父亲写信请他帮忙把我妻子从家乡调到广州。但他却私事公办，让办公室的人回信说，只能够帮助把我调回阳江。

这是唯一一次走他走后门却走不成。

后来我一直没找过他帮忙什么。原来我也继承了父亲的一个缺点：“不求人”，所以永远“吃不开”。

我私下见杨子江厅长的一次，是他退休后任广东教育学会会长时。有一次教育学会常委在宾馆里开会，而我也担任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晚上我到他房间里，当我说出我父亲的名字时，他很高兴见到我——曾经的老部下的儿子。那时所谈更没有功利的成分了！

四、谁“保护”谁？

我们学院比较早培训的是教师进修学校和师范学校校长，因为他们培养的是教师呀！

有一次来参加培训的阳江师范学校林（？）校长突然脑溢血。送他到附近的部队医院住院治疗。他已不能说话，但能张口喝水吃粥。我一直守着他，喂他粥。护士知道我是学院的老师后赞叹说：你们学院老师真好！

林校长的女婿得知情况后连夜赶来，很感谢我。他自我介绍是阳江宣传部曾部长。他的父亲原来就是曾经充当我父亲“保护伞”的曾校长。他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就在宣传部工作。该校长就是他岳父。

后来我和父亲说此事。父亲说，他冤案平反之前曾到师范学校任教，就是林当师范校长。后来父亲解除冤屈恢复科级待遇，林就心理不平衡了：校长是科级，教师也科级，怎么领导？后来父亲很快离开师范学校回到教育局领导岗位了。

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990年代，我回家乡的县教师进修学校上课。那时候教师和校长们都不懂得教育必备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我们学院就到处开展这些上岗培训，培训后发给参加培训人员资格证书。

进修学校的校长竟然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教导主任L某也是我和父亲认识的。

L某文革前读师范的时候住在他哥家里，和我家同在一个政府宿舍楼里。文革期间他和我父亲在学校同事过。再后来我在广东教育学院任教时，他是我们学院政治系的学员。

我回到家里和父亲说。父亲说他在文革时是学校里青年教师的造反派。那时学校里两个当过右派的教师被学生打死。L某贴大字报针对父亲和被“贬”到学校的“前共产党员”，以引起学生的“关注”。父亲官复原职后，他申请入党，教育局对“造反”分子慎重考虑。直到他反复认识曾经的错误后，才予“放行”。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六、“老师”“学生”颠个倒？

想不到我是在一种极其喜剧性的场合与久别的老师、同学会面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回家乡给我们学院在阳江举办的中学校长岗位培训班上课。走进教师进修学校的课室，一眼便看到当年的班主任、正担任副校长的施老师坐在第一排，还有曾经同班的显金同学坐在后面，一股热流顿时涌上喉咙。课后，我们聚在一起诉说各自的经历，交换其他同学的情况。

这种“颠倒”情况也在我们学院内的培训班出现：初中时教我外语的沙老师；教其他班语文的黄老师。他们现在都已是校长或副校长了。

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教我初中语文的林耀棠老师也来我们学院参加培训，那时他已是教育局教研室的主任了。林老师初中教我语文那年，县里作文和数学比赛，我想不到两科都得了第一名。他退休后一直在《阳江史志》当主编，让真正的历史记录下来，因此常和我联系。他告诉我，给他的补贴很少，还不够每天上下班请摩托车的费用。但他不在乎钱多钱少。

他去年因身体原因才停下编辑工作。早几天农友京告诉我，林耀棠老师今年6月走了，终年90岁。他是燃尽自己的蜡烛啊！